墓碑对联横批(墓碑对联横批精选)

广安县地处川东丘陵，这里山川密布，嘉陵江支流渠江穿越而过，有几千户居民，那时有60万人口。

的老家在广安县城北面约七公里处的牌坊村。“邓家老院子”是一座有着典型川东民居风格的农家三合院：坐东朝西，房子为木穿斗结构，青瓦粉壁，共有十七间。是邓家祖辈几代人积攒下来陆续修建而成的。

在曾祖父和祖父时代家里大约有10公顷的田，好的年份，一年可以收获10吨谷物。还兼营缫丝、制粉，在广安算得上是一户殷实人家。

故里

的父亲邓绍昌（1886年—1936年）字文明,他是一位中等身材，面目友善的文人兼侠士，小时候饱读诗书，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，还教过几年书。有着中国传统读书人修身养德的品格。

他看出了旧中国社会上的许多弊端，希望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改变。参加过当时轰轰烈烈的“保路运动”牌坊村那些记得他的老人说，邓文明精力充沛、热心公道，在调解地方争端时处事明理。

在家里，他严格而又谦和。似乎继承了他父亲性格的一部分——自信、有远见、处事果断。

邓绍昌这一代家里只有十几亩水浇田了。邓绍昌对种地也没有兴趣，他把地都交给佃户种。时期，曾担任团练局长，成为公家的人，整天在外忙碌。家务事就由他的母亲戴氏和妻子淡氏主持，大事还需他来定夺。邓家女性勤劳俭用，她们将纺好的棉线拿到街上变卖补家，邓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庭。

父亲邓绍昌画像

的母亲淡氏（1884～1926） 并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名字。旧中国广大的农村女性为家庭和社会奉献着，却基本上不会被社会重视，连名字也被省略掉，的母亲淡氏就是其中之一。可是她们付出的拳拳母爱到今时今日也不会被忘怀。

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旺族，追溯到上几辈，家中便有人在湖北省通城、江苏省嘉定和甘肃省渭源出任知县。

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。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，她虽没读过书，但端良贤淑，明达事理。

1901年，16岁的邓绍昌和淡家的长女成亲了。淡氏比丈夫大两岁，她嫁入邓家时母亲精心地为女儿准备许多嫁妆，其中有一张雕刻精巧并涂上了红漆的大红木床，80年代在邓绍昌的旧居里仍能看到它，据说就出生在这张床上。淡氏婚后生下一女三男：长女邓先烈，长子，二子邓垦，三子邓蜀平。

生母淡氏画像

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七月十二（公元1904年8月22日），已然立秋，白虎下山，初也炎烈威猛，终也清凉肃静。

蝉在树梢上不知疲倦“知了、知了”地叫着，广安县已经干旱了许多天，地里的庄稼也开始打蔫了。这天午后，竟淅淅沥沥地下了一阵令人凉爽的雨。对于久旱的广安县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喜雨。

此时的邓家宅院也有了大喜事。已经有了一个两岁女儿的邓绍昌，正在厢房门外焦急地等待着妻子生产。

忽然，从厢房里传出一阵洪亮的婴儿啼哭声。邓绍昌急忙从院子外跑了回来。这时，石婆婆也正兴冲冲地从产房里走出来报喜。

“恭喜你呀！文明，是个儿子！母子都平安。”

邓绍昌一时间高兴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一边向石婆婆道谢，一边急忙走进厢房。这时候，被包裹在襁褓中的小婴儿，紧闭着双眼，依偎在妈妈的怀里。

邓绍昌三步并作两步，伸出一双大手，把襁褓中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抱在了怀中。

他，就是，邓绍昌的长子。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，也是希望与未来，儿子的名字在他未出生时，邓绍昌就已经想好了。孩子属于“先”字辈。父亲对于儿子的期望是，等他长大成人，无论修身还是立业都能向圣人看齐。

“邓先圣”——这个给予刚刚落地的婴儿的名字，饱含着邓绍昌的苦心和希冀。

同许多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，母亲的手将他一把一把拉扯大，其中的辛劳只有母亲能够知晓。

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书，但贤惠通达，她虽身材瘦削，但麻利能干。原本富贵人家出身的女儿，为母则刚。上照顾年迈的婆母，下哺育幼小的子女。

出生以后，邓家的家境已经开始窘迫了。除了将田地佃给农民耕种之外，如喂猪、养蚕、织布，以及洗衣、煮饭等，都由淡氏亲手来做。原本这些家务活她都没有沾过手的，嫁到邓家以后，都一样一样地学起来。她最精通一道养蚕技术，在乡邻之间，她养的蚕又肥又壮，结丝最好。她总是高高兴兴地带着孩子们缫丝，卖了钱就补贴家用。家中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有条有理。

对村里的穷苦乡亲，她有一种朴素的同情心，谁有困难让她遇着了，别人没有开口，她也会设法予以接济照顾。

一位曾在邓家做过佃户的农民，退佃到外面谋生，结果很快被迫返回，一时全家衣食无着，既没有地耕，又没有房住，很为难，不知道怎么向邓家开口。淡氏知道了，马上腾出一间空房，让一家人暂时搬到自己家中，并想办法为他找了一份差事。当地的农民都称她为好心人，在协兴场一带有很好的口碑。

夏日里晴朗的月夜，和弟弟、妹妹们簇拥着母亲，坐在三合院围成的小平坝中。一边望着母亲和蔼的脸庞，听她摆龙门阵，她总是说得清清楚楚，绘声绘色，使人听得津津有味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母亲带着慈爱给孩子讲故事，那个故事一定会讲得非常有趣味，孩子们在多年以后也忘不了。

淡氏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灌输了勤奋、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。

1909年正月十五刚过，还不到5岁的沉浸在和小伙伴闹花灯的喜悦中。一天早晨，父亲把他叫到跟前，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：“孩子，你已经到了读书识字的年纪了，今天就要送你去学堂启蒙。从现在起，在学堂，你要发奋读书，不能贪玩，要听先生的训导。”童年的听说可以去上学了，高兴地欢呼起来，沉浸在对上学的向往中。

母亲替他换上了一身新衣服，父亲牵着他来到了私塾“翰林院子”。这个院子是同族先辈邓时敏修建的，离家很近。

私塾先生认为“先圣”这个名字对圣人不恭，不容分说就给他取了新名字：邓希贤。

家人对先生取得这个名字当然也是认可的。“邓希贤”这个名字一直用了近20年。1927年，背叛革命，这时，邓希贤受中央的指示到武汉工作。为方便工作，将名字改为。

在翰林院子只读了一年多私塾。邓绍昌又将他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。整个学校100多人，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、算术、修身、体操等。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个思想激进、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。

尽管受到家人百般的疼爱，并没有大户人家的小少爷习气。在协兴乡读初小的4年里，除了一次因生病缺过几天课之外，不管是酷暑，还是寒冬，从未旷过一天课。

逢上雨天，母亲淡氏用一个小布袋装上一些米，再塞给小平两枚铜板，给他在圩场上找了一户人家让他去搭午饭，以免来回跑。为了节省，不肯去搭伙，下午总是饿着肚子上课，家里只好让他中午还是回家吃饭。这样，几里的路程，每天两个来回，寒来暑往，磨练了童年不怕苦的意志。

初年（1912年），四川境内军阀混战，散兵游勇四处流窜，骚扰百姓。一有风声，淡氏就将家里安顿好，带着年幼的儿女到村外土沟或竹林里躲藏，或将他们送到亲戚家暂避一时。邓绍昌出门在外，家中男丁年幼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淡氏盼着快快长大成人，尽早顶门立户。

回忆说：

“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。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，他们的爱我，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，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，光耀门庭”。

邓垦后来也回忆说：

“我母亲也非常爱小平，他是长子。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困难很多，父亲长期不在家，当时维持这个家庭是困难的。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，来管理家事。”

1915年-1918年之间，在县城西北考棚巷的广安县学堂，完成了高小。在广安县立中学堂完成了中学课程，接触了数、理、化等新型教育。
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小小的广安也成立了“学生爱国分会”。“近因吾国外交失败，亡国之祸迫在眉睫……希同胞转相劝勉，或助以言论，激励民气，而图救我国危局。”在慷慨激昂的公启中，作为一个热血男儿，爱国的种子在心底深处萌芽了。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，对于这位弱冠少年而言，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了。

1919年的一天，邓绍昌的一位朋友从重庆回来，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：重庆现在正在招收一批留学法国的学生，先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一段时间，然后赴法国勤工俭学。

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思想萌动了，他多想走出去，到大洋彼岸，汲取更多的见识学习更多的救国本领。一个主意在他心里打定了：他要去法国巴黎留学。

母亲淡氏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，坚决不同意孩子去法国。儿行千里母担忧。儿子毕竟才十五岁，从没出过广安。她听说去法国要漂洋过海、远行万里，既舍不得，又不放心。

邓绍昌却支持儿子出国勤工俭学。他说：“勤工俭学机会难得，路费只要一半，去到法国那边可以边上学边做工，解决学费和生活费。我们只要凑给他300块大洋就够了。最主要的是，孩子接受外国先进知识，将来才会有出息。”

看到父亲支持儿子，母亲很伤心，她含着泪说：“孩子才15岁，他一个人跑到外国去，我哪能放心嘛！他要是病了怎么办，谁来照顾他？”

正在这时，走了进来，他听到母亲的话后说：“母亲，别担心我，我去法国是学本事，回来报答二老，报效国家。”

儿子的三言两语怎么能抚平慈母担忧的心呢？如果妈妈不同意，他就去不了法国。他只有自己生闷气了。

弟弟邓垦回忆说：

“一九一八年下半年，大哥已在念中学了，由于欠了很多债，我父亲长期不在家，上学交学费很困难。当时汪云松几个人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，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就捎信回家，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，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。我父亲呢，极力主张，我母亲舍不得，不赞成。大哥愿意去，加上家境困难，听说能出去留洋，也都做母亲的工作，家里面还有一场争论，他就跟母亲讲道理。讲不通后，他跑到我家老房子正面靠右边的一个房间，这是一个过间，是很矮的，有一个门，他进去后把门一关，不吃饭。大概有一两天吧，我母亲心里慌了。儿子不吃饭，那怎么办呢，这样就让步了，痛哭流涕，就这样很勉强同意他去了”。

1919年的夏天，广安的天气格外闷热。这一天，和族叔邓绍圣就要离开家乡去重庆了。母亲最终没有拗得过儿子，只她还是收拾了包裹，塞足了盘缠，张罗着为儿子送行。

在广安城外的渠江码头上，一家人把他送得老远。扑进了母亲的怀里：“母亲，我走了，您以后要注意身体啊。”淡氏十二分不舍地抚摸着儿子的头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。

当小船扯起白帆，载着沿江南下的时候，淡氏怎么也没想到，儿子此去，是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“才15岁的娃儿，就弄到那么远，怎么忍心啊！”小平走后，淡氏不止一次地这样埋怨邓绍昌，她多次掩面而泣。

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

1920年9月10日，就要出发去法国了，邓绍昌来到重庆，为儿子送行。妈妈多想送送儿子啊，可是旧社会的女人一双小脚舟车劳顿不方便，妇女也很少有出门的时间 。只能让父亲带去嘱托，一遍又一遍地叮咛，出门照顾好自己，注意安全，常给家里写信，一定要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，能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。母亲的碎碎念却是一位母亲最深沉的爱，最真实的心！儿子远渡重洋，母亲的一颗心从此就系在了儿子身上了！

临出发前，父亲带来到江边一处落脚处，打开了随身带的竹篮，从里面拿出奶奶和母亲为准备的他平时喜欢吃的食物，放在了桌子上。

一边吃着菜，一边问道：“父亲，听校长说，到法国留学，最少需要300个大洋，我们家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啊？”

邓绍昌从腰间解下一个布口袋，放在桌上。“孩子，这是300个大洋，以后缺钱写信回来。”

惊讶地看着这个布口袋：“咱们家可没有这么多钱啊！”

“这是家里卖了几亩水田为你凑的。”父亲说。“中国要富强，只有让每个青年都掌握本领。大家共同努力，中国才会不受其他国家的欺负啊！”

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邓绍昌又从身上取下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有三双布鞋。父亲说：“孩子，这是你母亲一针一线给你做的三双布鞋，一双能穿一年，等这三双鞋子穿坏了，你就回来了。”

怀着爱国的热忱和救国的渴望，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同学在上海登上了法国邮船“盎特莱蓬”号，开始了他们到万里之外的先进国家学习本领的征程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离家竟是与母亲的生离死别，也是他与“邓家老院子”的永别，与广安的永别。他这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。

1926年，的母亲淡氏病故，终年42岁，据说是得了肺结核。

据邓家后代们讲，到法国勤工俭学，一去不复返，有时音讯全无，使她十分挂念。每逢春节团圆之际，饭莱端上桌时，她已泪流满面。儿子只在母亲身边生活到15岁左右，于母亲来说太短暂了。

毛毛()在《我的父亲》一书中曾这样写道：“我猜想，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，既要撑持家务，又要思念子女，劳累加上心伤，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。

淡氏的坟墓被安置在离邓家几里开外的一块坡地上，墓碑上刻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阴地不如心地”，下联是“后人须学好人”，横批是“人杰地灵”墓碑被注明为“孝男先圣、修、治”所立。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母亲病逝的消息，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才听弟弟邓垦说到。

他的心是痛的，与母亲临别之际答应过她回来好好孝顺她。这些年到处奔走，忙于革命，自己的个人家事无暇顾及。老母亲是怎样日日夜夜地期盼，最大的遗憾母亲临终都不能守孝。草欲报春春忽改，子欲养新新（亲）不待。嗟哉物尔人亦然，对草无言泪如海。

感谢你看完全文。

文本由作者主观思想+历史客观事实梳理撰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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