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是我国文学艺术殿堂里的瑰宝。在浩如烟海的阅读书目中占有一席之位，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他。

回忆说：

“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。老师憎恨这些禁书，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。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。”

瞒着老师在课堂上与教师斗智斗勇阅读的“禁书”就是指三国、水浒、西游等一类“杂书”。

阅读三国演义

《三国演义》是我国古代流传最广、影响最深的一部古典小说。

《三国演义》基本上约等于古代战争的教科书。据说，清朝初年曾把《三国演义》翻译为满文，因为当时清朝很多将领不识汉字。

他们把《三国演义》作为领兵布阵的范例，多以此为参考，常常取得不错的战绩。

王明、博古当年也曾以此书攻讦过。他们批评：

“不过是把古代的《三国演义》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，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略。”

其实，《三国演义》里战例充满着战争的智慧，比如虚实分合、攻守进退，以小打大，以弱胜强，战和策略，擒纵时机，胜负得失，纵横捭阖，都有可资借鉴之处。

深谙《三国演义》，熟悉《三国演义》战例掌故，古为今用，克敌制胜，却成了王明之流污蔑、轻视的借口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

面对王明等人的责难，并没有显得慌乱，而是反唇相讥：

“双方强弱不同，弱者让一步，后发制人，因而战胜的，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曹袁的官渡之战，天魏的赤壁之战，吴蜀的彝陵之战！”

1957年在莫斯科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，引经据典，还引用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故事，表达团结力量大的观点。他说：

“中国还有一个成语，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。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，总是有缺陷的。”

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很多典故还化成了的政治智慧。

比如他引用刘备得诸葛亮如鱼得水的典故阐明了党和人民的关系。他说：

“刘备得了孔明，说是‘如鱼得水’，确有其事，不仅小说上那么写，历史上也那么写。群众就是孔明，领导者就是刘备！”

毛主席这比喻深入浅出、简洁明了。这就是毛主席读书方法的高明之处，古为今用，活学活用。毛主席阅读《三国演义》，总是能够总结其纲要，得其精髓。

《三国演义》壁画

阅读《水浒传》

在封建时期，因为《水浒传》有煽动人“造反”之嫌，因此常被列为禁书。

明朝崇祯时期，因为李青山聚众于梁山造反，于是朝廷把他归咎于《水浒》一书，说它：“贻害人心，岂不可恨！”

清代自乾隆至咸丰朝，也屡次颁布命令，把《水浒传》列为禁书，严令刊行，说此书“该匪传教惑人，蛊惑愚民，莫此为甚”！

特别喜欢《水浒传》，不仅因为书中充斥的反叛精神，而是因为这本书的确在经验和智慧方面启迪着。

在论述“战略退却”一词时，引用《水浒传》中“林冲棒打洪教头”的例子，深入浅出地剖析了“战略退却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以及该战略的政治意义。

在论述“实事求是、唯物辩证”的观点，引用的还是《水浒传》中的例子。他说：

“《水浒传》上宋江三打祝家庄，前两次都打了败战，后来改变方法，从调查情形入手，于是熟悉了盘陀路，拆散了李家庄、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，并且布置了 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，第三次攻打祝家庄取得了胜利。”

阅读《水浒传》的方法不是“读死书”、“死读书”，更不是用于“吹牛”显示学问的资本，还是学以致用，以一个政治家、军事家的眼光观众书的战例，——这种带着强烈目的性的阅读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。

水浒传画卷

阅读《西游记》

毛岸青回忆的文章中有一段记载：

“爸爸同我们谈论过《西游记》，十分赞赏孙悟空的敢作敢为，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斗争的性格，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‘千日行善，善犹不足，一日行恶，恶常有余’的观点，信奉‘行善即是除恶，除恶即是行善’。”

认为唐僧一味劝人为善，如果不除恶务尽，则“妖为鬼蜮必成灾”。

1945年，应之邀，赴重庆谈判，会见陈立夫，还以孙悟空作比，批评集团蓄意挑起内战的阴谋。

说：“我们上山打游击，是剿共逼出来的，是逼上梁山。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，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，……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，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。”

一直以孙悟空自比。1961年，写诗吟颂石猴以言志：

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雾又重来！”

一生手不释卷，爱书如命，直到卧于病榻之上，还要借助放大镜阅读书籍，这种精神令人敬佩，也令人感动，更应借鉴学习。

毛主席读书的方法非常高明，他不是“本本主义”，不是“尽信书”，而总是理解书中的精髓，书中的实质，然后学以致用。

这种读书方法非常高明。

书是文明和智慧的结晶，与书对话，也就是与哲人对话。阅读的过程就是生命成长、丰盈的过程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！

热爱阅读吧，它能够让一个普通人成长为智者、仁者、勇者！